本杰明·布里顿指挥莫扎特、布里顿与门德尔松作品

本节目中的两场音乐会相隔五年多，呈现出两位截然不同的本杰明·布里顿。第一场于1964年12月在克罗伊登举行，彼时的布里顿正处于创作巅峰。他五十一岁，精瘦健朗，精力充沛，目光炯炯，头发乌黑且剪得很短。他换了一件比父亲那件燕尾服更讲究的礼服——父亲的那件曾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为他增色不少——并配以漆皮鞋。他刚刚创作了享誉国际的《战争安魂曲》，不久后将获颁功绩勋章。音乐会数周后，他将前往印度，作为那个并不怎么成功的休假年计划的一部分。

 

第二位布里顿则于1970年6月登上斯内普麦芽厂音乐厅的舞台，参加这座音乐厅在前一年遭受毁灭性火灾后的盛大重开典礼。他的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浮肿，举止宛如一位老人。他穿着仿佛是为授勋仪式而准备的服装（这倒很合适，因为女王正坐在观众席中）。尽管他对门德尔松《第三交响曲》中间两个乐章的演绎堪称炽烈与克制的典范，但在音乐会结束时，他指挥自己歌剧《格洛丽亚娜》中的场景，头埋在总谱里，汗水从额头淌下，模糊了厚重的眼镜。令人遗憾的是，1970年的他病得很重，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两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心内膜炎，并接受了大剂量青霉素治疗。他表面上似乎已经康复，但感染削弱了他的心脏；1972年8月，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诊断意味着他需要进行心脏移植。身边亲近的人并未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在衰退；唯有将这两场演出并置，才使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

 

尽管疾病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如今聆听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演出的方式，以及我们对他当时所创作作品的思考，实际上，布里顿的音乐活动直到1973年依然未见减损；那一年，他在手术台上遭受中风，此后除了艰难作曲外，几乎无力从事其他事情。无论如何，在此之前，他本就是一位稍显笨拙的指挥。玛乔丽·法斯是弗兰克·布里奇圈子中的一员，亦在20世纪30年代如母亲般照顾布里顿；她在1938年如此形容他：“要是他永远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成不了指挥——你从没见过这么僵硬、这么收着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肢体动作变得更为流畅，但布里顿指挥的重点从来不在于他指挥时看起来如何；关键在于他为这项工作带来的纯粹音乐性。英国管弦乐演奏家长期以来所接触的，尽是营养不良般的虚张声势的“爵士指挥”，因此对此尤为珍视。他也不曾沉溺于伦纳德·伯恩斯坦那种指挥台上的夸张动作——大幅跳跃、挑起眉毛与狡黠的微笑；布里顿谨慎地欣赏这位美国同时代人，但两人的性情交集太少，难以成为朋友，更遑论竞争对手。布里顿对演奏家礼貌而直接，以早已不带半点洛斯托夫特童年口音的口音向他们作出指示，并以精妙优雅的方式塑造乐句。可以说，他的肢体动作偶尔会妨碍他，而在钢琴前则从无此虞。但这类情形极为罕见。他通过反复与同一批能够流畅读懂他意图的演奏家合作，弥补了任何肢体上的笨拙。英国室内乐团尤其是他的心头好。

 

布里顿于1964年演绎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凝练了他作为指挥的诸多特质。这段影像极具启发性：镜头特写捕捉到他不苟言笑的面容，其拍摄管弦乐音乐会的理念也比此前所有以布里顿为主角的影像都更为现代。片中不乏动人细节——包括他在拍点之间用持指挥棒那只手的手背擦拭额头的瞬间——而这场不事张扬的演出所传达的，是布里顿对这部自幼熟知作品的钦佩。（1934年，他在谈及布鲁诺·瓦尔特的一场演出时写道：“莫扎特绝妙的G小调，想必是有史以来构思出的最可爱的音乐。”）这是一场属于那个时代的演出——不仅因为影像里观众席上有穿着夹克、留着披头士发型的年轻男子——也因为它的温柔、细腻，以及弦乐宽厚的颤音；一种新派莫扎特指挥家即将出现，尽管他们会沿用布里顿在此采用的小型弦乐编制（八把第一小提琴、六把第二小提琴、四把中提琴、四把大提琴及两把低音提琴），但他们强驱动的速度和往往干涩的音响，将令他们显得截然不同。

 

在同一场音乐会中，布里顿指挥自己的《夜曲》时同样不动声色——这部作品唤起有关夜晚的思绪与各种心境。偶尔可见他眼神一闪或手指一点，但大部分时候，在这部艰难的总谱中，他面无表情地引领着演奏家们；后者则以近乎疯狂的专注计数作为回应。即使指挥他为莎士比亚第43首十四行诗所作的伟大谱曲——“当我最闭目时，我的双眼看得最清楚”——他也稍显超然，让音乐自行施展魔力。皮尔斯的声音清新而充满活力；尽管他手持声乐总谱——这是在这个十年里用以应对其不可靠记忆力的道具——他却并未使用它。这场演出与布里顿和皮尔斯对《夜曲》那张开阔而色彩斑斓的录音室录音相映成趣，让我们得以亲密窥见音乐家们如何在公开场合合作——始终如一的合奏与支持，以及音乐会结束时布里顿与皮尔斯握手时流露出的钦佩神情。

 

斯内普的影像同样极具启发性。那蜜糖般的色调并非胶片或冲印技术造成的异常；麦芽厂音乐厅在灯光下至今仍是这般模样。而令这场演出看起来比1964年音乐会当代得多的，也不只是彩色胶片：即使仅仅相隔如此短的时间，风格已经改变；乐团成员没有穿着音乐会礼服，却体现出强烈的个人特质——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布里顿的标志性特点依然存在——细腻的乐句处理、从容的自由速度、可感的结构感与推动力——应当被铭记的正是这些品质，而非这位20世纪完美无瑕的音乐家衰颓时的外表。

 

保罗·基尔迪亚